许宝成代表：“美丽中国”需要绿色施工

无论如何，善与恶这一对范畴是统一于正义原则之下的，正义通过对善与恶的不同评价，来反映社会的规律性并促进规律的实现。

这些人群期望国家匡扶正义、解民倒悬，由此道德向提倡社会本位、维护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道德转化。这些研究成果，就是我们铸造器物的原料，如果缺乏这些基础，任何哲学都不能取得成就，就如同手头没有黏土的雕塑家，光有美学理论是无法雕塑出作品的。

当然，上述言说只是论断而非论证，而方新军教授以权利概念的历史为题，对此作了纵向维度的细致分析。而在各种法学研究方法中，历史分析方法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研究方法。结语 以上我们从历史分析方法的内涵及意义、历史分析方法的具体路径和具体运用上，勾勒了历史分析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罗曼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自然法内容，只包含两项不证自明的原则，它们是坚持正义、避免不正义的原则以及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原则。正确的正义价值将促进实在法和社会发展，错误的正义价值将妨碍实在法和社会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说，菲尼斯提出了七种所谓基本善，虽然有利于人们更加确切地了解善所可能具备的内容，但仍然是对善的僵化理解。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价值偏差，才会有种种实在法的差异乃至冲突。这个理性观念也许是每一个人在理性观念都必然认为他或她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法理学的体系之中，关于法的理想的命题是其统合所有有关法律的知识与理论的命题。而社科法学的最大特点是：自觉地或迫不得已地——不把法律话语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而是试图从法律话语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予以考察，考察其实践效果。疑难案件是指该案件的解决不能从具有一般性的法律规则推论出结论，即不能将该案件涵摄在具有一般性的法律之下。也即，它的研究对象是超历史的、一般的、普遍的。

至此，法理学的研究以及其他法学学科凭借法理学才能够与其他科学展开沟通。虽然法理学的研究主题比各个部门法学的研究主题更抽象，但无论它的主题多么抽象，它们最终也总是指向具体案件的解决。

作为法学的法理学的兴起或存在是对现代社会细节化与复杂化法律的了解与掌握所必然要求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理学与实在法没有关系。就权力而言，不仅国家机关拥有，而且私人也可以拥有。总而言之，中国的社科法学所针对的对象不是他们所说的英美社科法学所针对的对象，后者的这个对象在中国也许也没有真正完整地存在过。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形式客体是指各个国家的实在法作为整体所共享的那些共同概念、原则与观念。中国的社科法学学者认为他们所谓的社科法学在英美起源于霍姆斯。但本文认为在当今中国法律及其实施的实际状况与这种状况所必然要求的法学状况的背景之下，社科法学对于中国法律实践与法学研究来说不一定是有意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有害的。作为知识体系的部门法学，它不仅要运用概念理解、解释或研究特定国家现行有效的实在法，而且必须按照一定的方法运用概念以达成这个目标。

在英美法系国家，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法理学——即在jurisprudence的意义上——的开创者与奠基者被公认是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其具体标志就是1832年出版的《法理学的范围》（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这类主题的核心就是中国法理学通常所谓的法的价值的那些命题。

无论是通过司法逐步发展的法律体系还是通过创制包罗万象的法典的法律体系，在任何法律问题出现时，它们事实上都没有能力向法律的适用者与遵守者提供下列保证：根据它们的规范体系与经验前提逻辑地推论出关于特定案件的法律决定或命令是什么，根据它们的规范体系与经验前提在属于法学方法的规则的帮助下强制地证成特定案件的法律决定或命令。法理学之中的关于法是什么的中国研究现状如何呢？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法理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法的本质、法的继承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与法制的区别等等。

这样，法的理想的命题或主题的研究必然会涉及自然科学与实践哲学的其他领域。这就是法理学中关于法的理想的命题。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随其不断的现代化而不能形成法治社会，那么该社会就不可能继续发展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如果不理解后者，你就必然不会理解私法与公法之区分，也就必然不理解民法是什么。这个命题是至少自近代以来的法学与法律之中的真命题。但人们可以承认而且不会有人反对下列主张：物理学或化学的中国研究与它们各自的其他国家的研究。

那么该法律人最终选择哪一种解释方法呢？他对解释方法的选择取决于他关于法是什么的概念的相关立场。这样，我们得到了三个层次的关系：实在法、部门法学与法理学之间的关系。

它所追问的核心问题是：对法律人来说，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条件下对现行有效的实在法的解释及运用是正当的？特定法学方法的价值及可能的成效如何？由此可见，部门法学要想保证其根据实在法所获得的知识成为体系或科学，它就必然地使用法理学中关于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命题，而且必须以这些命题为前提与基础，反思其具体使用的方法的价值与成效。质言之，论述了作为法学的法理学的性质和作用。

正如前述，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的讨论，必然要先讨论法律与法学之中的那些主导性的术语或概念。这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必然要求与核心体现，因为任何一门科学成为独立科学必须有其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

这些问题都属于法是什么的主题。康德将法学称为权利学说，无论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还是前述的霍兰德所建构的英美的私法体系，都是以法律权利为核心的。这种仅依赖于政治立法者的现代实定法必须被理解为知识系统，这种知识是体系化的被阐释的被提升到学术层面的与原则性道德相互交织的知识，即原理化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体系必然保证了法律具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理性。目的论强调的是目的先于存在，只有理解了存在者的目的才可能理解存在者，一物的多种多样的特性或性状的协和一致以及一物与诸物之间的协和一致只有根据目的才是可能的。

这就是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法理学被包含在实践哲学之中，它与政治哲学尤其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缠绕在一起，它的研究者是职业哲学家而不是法学家。

当法理学被限定在如此法律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或构成法律体系的任何一个部分时，法理学就是具体的或国家的。从哲学层面论证法学是一门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有根本区别的独立的知识体系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因为他认为法学或他所谓的权利学说的对象与伦理学或美德学说的对象是不同的，前者针对的是人的自由的外在选择，后者针对的是自由的内部选择。

使用这些名称，不仅意味着他们认为中国目前通用的法理学与其使用的名称在认知兴趣、研究对象与范围等方面存在不同，而且有可能意味着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法理学研究的某些内容不属于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法学。近代最早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是自然科学，其标志就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奥斯丁的一般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general jurisprudence,or,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这个术语是从胡果教授那里借用的，但他认为胡果著作从头到尾将一般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与道义学或伦理学部分混淆在一起，后者典型地属于立法科学。亦即，法律越来越细节化与复杂化。其后，作为法学的法理学自身的知识、理论也不断地分化。也就是说，它能够使得作为一门统一的完整的科学的法学从其他科学之中独立出来。

这是法理学的任务，它以严格方式对法律材料进行加工，使其成为原理精炼与体系化的主题。霍兰德在法理学是形式科学的意义上主张下列观点：具体法理学研究主题与一般法理学研究主题具有共同性，都是普遍的，因此奥斯丁没有必要将这个科学区分为两个部分。

但是，特定共同体的人们包括法律人在特定时空下对该观念或原则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即对观念或原则在特定时空下的意义内容有争议。所谓最佳的是指他们对某个法律原则的解释或论证，不仅要与更高层面上的原则相一致，而且要与同该原则处于相同层面上的其他法律决定的正当化理由相一致。

随后，有学者针对这个本位之争提出了法学的核心或基本范畴是权利与权力。随着生活世界越来越理性化，生活历史越来越个体化，个人越来越自主化，生活形式越来越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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